重溫:沒有太陽的日子(1990)

沒有太陽的日子是一部紀錄片,現在還可能在少部份網站有售。DVD的盒底簡介是這樣的:

《沒有太陽的日子》不是一部次序分明地解述某事件的紀錄片;它是一頁非常非常個人的札記。拍於六四之後,導演舒琪以此事為脈絡,採訪了多個處境不同的華人在八九後的故事,包括葉德嫻張堅庭侯孝賢、流亡倫敦的詩人多多,還有他的二哥等。國族的悲難驅使舒琪用攝影機詰問真相與疤痕,從他人的故事延伸到自省個人問題;由國到家,一邊是民族悲劫,另一邊就是家庭的矛盾與爭扎。若果《沒有太陽的日子》欠奉大量資料史實而被覺得是部「不稱職」的紀錄片的話,它的優點卻絕對能蓋過它的不足──那就是它的誠懇與個人化。

 

當中有一段是很值得大家看。無論針對六四或今天發生在世界客地的示威時。當你自問要做一點事時,要問問自己的一大堆問題。這是1990發生的,很多人還沒出生吧(包括我)。

//旁白(舒琪):天安門民主女神倒了,香港一群藝術家和學生塑造另一個女神像,在1989年6月18日重新豎立。二十多名電影工作者包括我,義務拍攝了這段女神重生的短片,原意免費提供全香港戲院放映,但結果全港一百三十多家戲院沒有一家願意放映,只有藝術中心非商業性小型映院接受我們影片。我訪問了兩名美術工作者,詑異地發覺在重塑過程裡,原來已隱現日後香港人對這民主運動的不同反應。

黃仁逵(藝術家):「大部份是學生,都想做點事情,很熱情,尤其剛開始時,好多人無條件、不眠不休的。但我覺得他們只想心安理得一點,而不是有計劃令一件事順利完成,那訓練很低。」

舒琪:「怎樣想心安理得?」

黃仁逵:「如果有做事情,你會覺得很安心,彷彿呼應了北京民運,盡自己一分力。但進行一件事需很多不同步驟,有些事要分析,不能單靠熱情解決問題。像香港150萬人上街,只為六四事件,之後回家蒙頭大睡,下次有同樣事情再上街,這並非真正政治覺醒,而是像塊石頭,踢一踢郁一郁。幾時不踢也會郁?」

舒琪:「真正戲劇性轉變是甚麼時候?」

Francis Yum(藝術家):「大概工作至凌晨三時,演藝學院一名主任來要我們停工開會,才知道一名發起人報稱被恐嚇。當時藝術家很反感,因為事情已在進行中,不應顧慮這些。但學生反應有趣,部份人突然感覺到可能有危險發生自己身上,影響到自己,開始有退縮感。」

黃仁逵:「很多參與的學生開始時以為只是造件藝術品讚揚或附和民運,我認為即使原來民主像也不這樣,作為藝術品它造詣不高,但她是挑釁象徵,不論美醜象徵意義不變。如果在香港造像,先要明白我們是接棒,她倒下,我們要重新豎立。很多學生只停留造藝術品階段,所以到有人受恐嚇才察覺情況危險。其實早應知道中國政府怎可能不介意?不介意便不會有六四民運事件,只有和平示威,就算100萬人都好,完了就散去像香港一般,但現在卻以暴力作結。你看那政府,她一定介意香港唱反調,怎樣對付則無從知曉,況且香港真在其勢力範圍下。」

旁白:重生的民主女神像,只准在香港擺放三個星期,然後被移到香港大學這個廢置實驗室。這幾個鏡頭在1989年9月拍攝,一個月後,實驗室被夷為平地,女神像也被毀滅。10月底,港督正式拒絕批准女神像永久擺放,沒有任何解釋。//

當中黃仁逵在 1990年時已看透世事:

很多學生只停留造藝術品階段,所以到有人受恐嚇才察覺情況危險。其實早應知道中國政府怎可能不介意?不介意便不會有六四民運事件,只有和平示威,就算100萬人都好,完了就散去像香港一般,但現在卻以暴力作結。你看那政府,她一定介意香港唱反調,怎樣對付則無從知曉,況且香港真在其勢力範圍下。

完全反映了 1990後至今的社會意識形態完全沒大改變,直到反送中才出現變動。

這變動就是所謂時代吧。今天六四晚會更是首次停止,或是禁止在維園進行。聽說是因為怕新冠病毒關係,而於我而言,沒可能是沒有政治原因的,如果政治是一門藝術,這幾年在香港攪藝術的一定是史上最差。

然而,不在維園攪,反而更好,從來便不應陣地式地在一個地方進行,現在台灣澳門美國網絡一起進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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